在19世纪初，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仍占据领先地位。然而，当时西方商人试图引种茶苗，却常因种子未经煮熟而无法生长或被毒害而失败。直到一名叫罗伯特·福琼的人，从安徽和武夷山秘密带走了大量茶苗和优质种子，这才打破了中国对茶叶资源的控制。在那个时候，即便是品质参差不齐的中国绿茶，也能以高价出售，并附加出口税。18世纪中叶以后，红茶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市场需求巨大。当英国人将喝茶变成了生活必需的大宗商品，大规模且成本低廉生产就变得重要起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开始转向其殖民地印度发展贸易，以减少对中国茶叶的依赖。此时期，日本趁机窃取了中国绿茶在美洲市场的地位，使得绿色佳肴外销受挫，而红色的热情却依旧不减。
此刻，在印度红、锡兰红夹缝中逆袭，最有可能的是祁门红。这场关于中国红茶逆袭的故事，在这片历史长河中，将祁门红所处位置描述为尴尬——创立于1875年至今不足150年，它没有悠久千年的传统可以依靠。而它成长来自于商业需要，与文人的清高自守形象似乎格格不入。
祁门红没有深厚文人的雅韵，而是从商业角度出发，其发展充满了交易与争斗。吴觉农先生在《祁门红复兴计划》中提及：洋行操控价格，每批次运抵上海后，不仅定价任由洋行所欲，还存在“吃磅”的惯例，无论品质如何，都必须给予2.5%至4%补贴，而且这种剥削并不只限于洋行，还包括内部分配，如同鱼虾相食。此举与传统文化中的文人雅趣形成鲜明对比，有更多庸俗气息。
庸俗与世事救赎，或许是一体两面，祁门一国之珍藏，为中国红菜树立下新里程碑，以高香气征服世界，再拿下1915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与印度大吉岭、锡兰乌瓦并列全球三大香型紅葉佳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