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茶究竟产生于何时
(二)
陶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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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证明，乾隆年间(1736—1795年)砖茶业已呈兴盛之势。
姚明辉编《蒙古志》卷三载，乾隆二十年(1755)，砖茶出口价值4848贯。“砖茶出口初甚鲜少，后渐繁盛”。这说明，清代茶叶出口初期，砖茶已是重要茶类。相对外销而言，砖茶在边销中的市场更大。因为“故自张家口外以至伊犁，凡属蒙古境内，皆食砖茶”，砖茶大量销往蒙古市场。1759年，清朝平定新疆，新疆茶叶贸易随之兴起。不久，运销蒙古的砖茶进入北疆销售，并且形成了一定规模，每年达7000余箱，每箱计100斤计，共70万斤之巨。由于数量多，引起专销湖茶的甘肃茶司利益相关官员如陕甘总督的反对。支持晋商输送砖茶赴乌鲁木齐销售的另一方是乌里雅苏台官员。从他们争论的结果看，乾隆年间砖茶大量运销新疆北部是事实。
砖茶还作为一种重要礼物，与其他高级茶一起用作国礼。1793年，到访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人员得到乾隆赏赐的大量茶叶。其中砖茶36块，其他茶还有：大普洱茶2个，普洱茶122团，六安茶48瓶，武彝茶24瓶，女儿茶36个，茶叶大瓶2瓶，茶叶38瓶，及磁茶桶2对，皮茶桶1对，磁茶碗2对，奶茶碗1对。
除砖茶外的有名称的茶共分三大类：普洱茶(包括大普洱茶、普洱茶、女儿茶)数量最多，其次是六安茶，再次是武彝茶。这3类茶都是清代名重大下的好茶。如：“普茶名重于天下”。阮福《普洱茶记》也载：“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地方官每年用于普洱贡茶的费用，“动支银一千两”，“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装茶膏，共八色”。“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六安茶名重一方。明代许次纾《茶疏·产茶》云：“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有人甚至认为，“六安茶为天下第一”。这种自唐代就有显名的茶叶，于明清两代大量充贡。明代六安贡茶为300斤，州贡47斤，霍山县茶253斤。清代六安贡茶，乾隆《六安州志》卷五载，乾隆五年(1740年)后，遂以400袋 700斤为额。武彝茶名闻天下。明代许次纾《茶疏·茶产》记载：“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雨前最胜”。到了清代，武夷贡茶倍受推崇。谈迁《枣林杂俎》中集载：“宋贡茶，首称北苑龙团，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设场于武夷，遂与北苑并称，今但知武夷，不知北苑矣”。当时“行天下贡茶共四千二十二斤”，而“崇安县茶九百四十一斤，内探春三十二斤，先春三百八十斤，次春百五十斤，荐新四百二十八斤”。崇安县不远的建宁府建阳县贡芽茶1360斤，两共2301斤，占贡茶总数57.21%。由此可见武夷茶及福建茶的重要地位。
赐给马戛尔尼使团的未列名茶及砖茶，无疑也是质量上乘的贡茶。既然砖茶已作贡茶，并用作国礼，足以证明其生产技术的成熟。从史料来看，进贡的普洱茶紧茶为团茶，砖形的紧茶则一定是羊楼洞一带生产、而由湖广地方官上贡的一种名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