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重林——《普洱》杂志的副主编，全面主持普洱杂志的工作，今天我们来看看周重林眼中的《普洱》杂志和普洱茶。
新报：作为《普洱》杂志，在普洱茶的行业中应该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应该怎样去报道普洱茶和遵循哪些原则？
周重林：像我们这本杂志呢，有一点很重要，在文字上有追求，有真东西，有原创的，不是抄来的，我们也不愿意去跟风，有着独立判断的精神，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像在外面炒得很热的东西，在《普洱》上是基本见不到的，我们是非常冷静的。你在《普洱》上看不到那种谁谁谁又获什么奖啦之类的文字，我们严格过滤“最”这个字，什么最早啦，最好啦。而且我们的刊物不评任何“十大企业”之类的东西，我们没这个资格，首先我们致力于做的是茶文化，而不是拿人家的钱给人家颁个奖什么的，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够格给别人评奖。你凭什么才创刊的人，就组织一帮人来搞个什么组织来给一个干了四五十年来的企业或人来颁奖？你有什么资格？你的评审标准是什么？你又不是百年的《福布斯》。而我们现在的一些媒体是谁给钱我吹谁，而再过一些年，说不定这些刊物都不在了，那奖还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还是做好自己的东西，既然是《普洱》，那茶一定要好，文化只是附加品，如果你喝普洱茶喝到反胃，那你看《普洱》有什么用呢？但是呢，我们也很重视真正去挖掘一些东西，比如我们今年的杂志封面上的壶，这是美国评出的全世界最美的500把壶当中的，还有，我们“普洱往昔”那组文章，路易·德波拉那组版画，那个也是国内首次公开的。路易·德波拉在19世纪的时候沿着澜沧江到了西双版纳、普洱这些地方，他当时就称普洱为“东方的普罗旺斯”。还有，我们会去寻找一些医学报告，不是你说好就是好，你得拿出证据来！这个是一些很严谨的医学报告。而且我们的论文也是很清醒的，是学者自己写的东西；如果你谈到科学，我们就提供一些科学上的依据，科学只有真伪，没有好科学坏科学之分。我们的“独家策划”这个栏目，一直很受好评，提出了许多被忽略和发现了许多正在发生的东西。我们过去连续四期刊发关于滇茶与藏区的文化交流史，引发很多讨论，那是实实在在的学问，说大点，就是在追寻普洱茶两极文化中民生性的一级。我们的责任，传播正确的文化，清理垃圾，构建出真正的普洱茶文化。
新报:办了一年的杂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周重林:团队建设基本完成，目标也更加明确，就是办成一本高端的普洱茶文化杂志。一年之后，《普洱》成上海航空头等舱贵宾读物，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普洱》杂志奖学金，我们在上个月首倡了一次“关注普洱地震”的大型公益广告，在茶界、传媒界和公众间引发了广告的影响。杂志自身建设和社会责任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和认可，这应该是《普洱》杂志成立一年来很大的收获。
新报：那你个人的收获呢？
周重林：以前做事情呢，没有一个很大的权利来让你做一件事情，而做这个事情，自己的很多想法都能够得到实现的。在之前，我待过的很多地方，自己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很不重要，而我觉得，我现在至少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效果也还不错，这一年来，杂志的发展也还不错，我们每期杂志的发行量是三万份。我们是老中青三代一起共事，大家也相互包容，这些父辈级的人也能放手让我们去做事。
新报：那《普洱》杂志在同类杂志中处于什么位置？
周重林：按照新闻规范来说，在同类杂志中，只有《普洱》才算杂志，因为我们是拥有独立刊号的，邮局可订阅的也只有《普洱》 。但不否认，其他刊物做得也不错。每家都有每家的特色。大家一起推动着普洱茶的繁荣。
新报：为什么要定位成最专业的普洱茶杂志？
周重林：因为还没有专业杂志啊。
新报：如果没有《普洱》，中国就没有专业的普洱茶杂志了？
周重林：对，没有，像《茶博览》还有其他杂志都是很笼统的全面地介绍茶叶，但是针对某个茶种，《普洱》是第一家，我们只针对普洱茶。这也充分说明了普洱茶现在的趋势，是在产业之中产生的《普洱》。我觉得《普洱》的发展必须依附产业，一旦说这个产业跨了，那这个杂志就没什么意义了。
新报：《普洱》的读者群主要是些什么人？
周重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我们的读者基本上在28岁以上。从整个数据来说，关注普洱茶的没有年轻人，其实大多数人是在跟风。
新报：做了一年的《普洱》杂志，有什么心得？
周生林：我觉得，云南有很多好的东西，但缺乏好的策划人。首先，我觉得我们要获得一种发言权，但我们的整个文化圈太落后了，好的东西自己不知道，要等别人来发现，直到真的是好得不得了了，才会有人反应过来。在文化上，云南属于一种边缘文化结构。
新报：你怎么看普洱茶的前景？
周重林：这个不好说，我只能说未来两三年内，我还是很看好这个市场的。现在有一种很急功近利的心态在里面，实际上喝茶这种东西从来没有消失过，也没有必要大肆去宣传。
新报：现在的云南人对普洱茶有话语权吗？
周重林：现在好一点了，外界至少很在乎云南的声音，但真正能够出来说话的人很少，像邹家驹的发言就很独特，他出来说句话，都能够引起大家关注。
新报：在云南的普洱茶行业，你最佩服的人是谁？
周重林：应该是邹家驹，从各方面比较来看非他莫属。如果说写字，我下去做个调查，我也能写出来，但我觉得很肤浅，因为不了解历史和内情。就像他说的，这件事情，你参与了多少？参与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从历史当中看出什么现象？他能够看到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什么。这个是只有他才具备的这种资格，普洱茶本来就是活在历史里面的。我们从事普洱茶才五年，但是他从事了三十多年。像我这样才从事了五年的人，看到的只是它市场化之后出现的一些表面现象。
新报：邹家驹在云南的普洱茶行业说话是最有分量的？
周重林：对，他的话是能够引起产业关注，他以前是省茶叶公司的总经理，后来是云南省茶业协会的会长，他对普洱茶很了解，而且有着30多年的经验。30年，足够成为一个专家了。其实，在云南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懂得怎么去种茶，怎么发酵，但他们对这个行业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而且具备了系统的认识还要知道怎么写出来，写出来了还要知道怎么去传播，这个不容易。为什么现在普洱茶乱麻麻的？今天一个调，明天一个调，因为这完全是自己看不到，而要外地的人来发现。
新报：你怎么定义普洱茶？
周重林：这是一个长期形成的两极文化。一方面，它是贡品，是奢侈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便宜的，老百姓的，有很强的民生性。它既是日常生活性的，又具有它的皇家气息。所以，今天还有人搞马帮进京，这种事很有市场，但也是一种典型的自卑思想，在这些人的意识中，就是非得要进京，只有进了北京才厉害。前几天我又听说有人要挑着茶叶担上北京了，这简直是没事干了，茶业成了行为艺术表演，现在的运输这么方便了，你为什么不用火车不用飞机？非得要人走马驮？当然，我也不否认普洱茶奢侈性的一面。而居这两者之中的一部分人，他们觉得喝不喝都无所谓，这是一群很理性的人，他们认为，既然普洱茶那么好，那就不会一百年默默无闻，按说普洱茶出现了上千年，有史记载的上百年，可真找有效的信息却很少，文化的根基很脆弱。你说产业兴盛过，那它的原始积累哪里去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比较理性地看待普洱茶，慢慢地去推进它，形成一种坚实的文化基础，而现在是每个人都在插手，每个人都在发言，每个人都在抢夺话语权。我写过一个文章，叫《时间，普洱茶的精神内核》，很鲜明地给普洱茶做了定位。
新报：普洱茶把很多文化人都网络了进来，你觉得这些文化人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周重林：其实，有很多人懂，但写不出来，而能写的又就是那么几个人，不信你看看，如果过几天有别的什么东西热啦，大卖啦，又是这帮人！
新报：你怎么看待这些关于普洱茶的书籍？
周重林：只能说有些书呢，丰富了普洱茶，但是并没有给普洱茶带来理论上或者更大意义上的突破。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要么是访谈记，要么是到茶山走走，采访些老人，我把它定义为“田野考察记”。这种东西很简单，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去，我不了解普洱茶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去跑跑茶山，找几人问问，“你们觉得怎么样？”，实际上，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了，很多农民并不懂普洱茶。而且那些所谓的后继时代的传人，都是普洱茶热了，他们再转过来做普洱茶，这就跟钱钟书说的“野孩子认父亲”一样。
新报：在办杂志的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最深刻或者最让你感动的事？
周重林：其实，最令我感动的是像王洪波老师，还有何真老师，他们都是很优秀编辑和策划人，而且他们是跟我父辈同龄的人，在一起工作也没有代沟。他们当时觉得自己的观念比较落后了，想找个观念新的，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观念也很新，有这种想法就已经很先进了。普洱市政府委托他们办杂志，他们找到我来参与，我也把我以前团队的一些人带到了杂志中来。一年中，他们付出了许多。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都很努力，同时，这也是多方促成的，是多方的资源整合，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是资源整合。
新报：现在有没有想过要推出什么新的栏目？
周重林：我们目前新增的栏目呢，主要是发现了普洱茶的外延价值，我们接下来会准备改版，既要兼顾读者，读者要读着好读，不至于是一些太论文的东西，也要兼顾茶商。
新报：普洱茶在外国的情况怎么样？
周重林：这个不是很了解。据邹家驹先生介绍，八十年代的时候，普洱茶在日本的销量很大，每年都是上千吨的销量，后来因为其他地方做假，市场受到了破坏。韩国还有中国普洱茶学院呢，姜育发就在韩国做普洱茶学院的院长。法国要好些，普洱茶在法国一直都有市场。有个叫甘普洱的老兵整个家族都在做普洱茶的生意。
新报：你觉得普洱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人们所认识，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周重林：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好奇，还有人是因为看到了商机。其实，很多人搞不懂普洱茶是什么东西，说了半天，其实是长期空白。现在推出了那么多的刊物，很多报纸也刊登了相关的文章，也说明很多人都想搞清楚这个问题。